李玉生

一

“文化”在中国最早出现于《易经》火贲卦《彖》辞中：“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；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”。就是说，通过观察天文现象来了解时序的变化，通过观察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来教化天下。后来的“文化”是指人类精神成就，而这个“文化”是要通过记录、表达和传播来实现其价值与作用。其中的记录、传播环节尤其重要。

由于工作关系，前几年我曾到一些较权威的文化教育单位查找关于武隆的文献资料。然而常常发现，这个历史悠久的地方，其历史和文化类集成，似乎颇不及乌江流域其它市内区县、甚至贵州一些地方，每每失望而归，既不得要领，又疑惑不解。经过深入了解，方得知原委：武隆虽早在唐武德二年置县，但后来的沿革建置，时分时合，有时分划为乌江上游的彭水，有时分属下游的涪陵，有时则部分或全部地独立出来，加之一些特殊原因，重要档案一炬成灰，留存下来的少之又少。

这就为研究者，制造了不见其影、不得其门的致命障碍。在此大背景下，杨永雄的研究和文学再现工作，真的就是迎难而上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他不啻是智者，更堪称勇者！

于是，为了与地域历史“握手”，与桑梓故人“言欢”，为让贤能们的精神得以传承，也为了让这些与他素昧平生的人们的精气神，能够持续保持和散发，他义无反顾，一头扎了进去。

他在序言中自叙道：“每逢在古籍、志书上看到载有本域事迹人物的一行半句，或在坊间偶尔听到那些久远的人物故事，我都会怦然心动。我会立即利用闲暇时间去做田野考察，踏遗址、寻碑刻、访耆老，小心翼翼查看文字漫漶的碑文。回家后急忙扭亮台灯，掀开书页阅读黄脆脆的古书、族谱、经单薄……这也是一场孤独、痛苦的远行。”

踽踽野地，独处陋室，青灯黄卷，面壁十年。这简直就是修行者才受得了的孤独与寂寞，他居然经受住了。他在自序中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：“我不敢以曹雪芹‘十年辛苦不寻常’来自诩；但至少可以用本书中的人物之一黄庭坚的‘江湖夜雨十年灯’来倾述和回忆，来表达我对这十年这一件事的钟情吧！”他这十年里的勤奋写作，我时有关注，因此觉得这话恰如其分。

文化、文艺工作者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，“要有信仰、有情怀、有担当，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，努力做对国家、对民族、对人民有贡献的艺术家和学问家”。作为新时代的文化学者和作家，就是要坚持把信仰、情怀和担当作为根本遵循，回答好“为谁创作、为谁立言”这个时代课题。

杨永雄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巴力地“侍弄”这些东西？因为他也有一种将历史、文化和家乡观念，水乳交融地编织在一起的特别情怀；他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：“几百年前的繁华谢幕，他们的身影真的隐匿了？跌宕的命运波涛起伏，都是坊间的茶语，都是时光的游戏。我相信，从历史坐标的角度，他们还在。无论在历史的长河裹挟下暗藏在某一角落，还是在行政管辖的变更中隐躲在他乡的典籍里。不变的是，都否定不了他们是乌江大地上的武隆人。”

这就是情怀和格局，更是一种崇高境界；自然也是他作为一名宣传文化战线老兵的责任与担当！他如此不知疲倦，又如此耗费心力，十年如一日，形单影只地去田野作业，焚膏继晷地去业余码字，就是为了证明：乌江大地，昔日蛮荒，幽远时空，化境武隆，并非人文荒地；武隆除了有世界级别的自然奇观，也有十分厚重的地方文化。他所提供的翔实论据，他所进行的文学再现，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这本《纸上留痕》。

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说：“盖文章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。我在这里也将《纸上留痕》的出版，称之为地方文化界、文学界“不朽之盛事”。因为，针对目前架上匮乏、纸上金贵的武隆历史文化留存现状，若干年后，对于像我们这种地方文献搜寻者而言，掏到这本书，肯定会如获至宝；这本书也必然会起大用。因此，其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贡献，便不言而喻。

(未完待续）